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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故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应限于实际损害，即损害必须是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但如将来的损害为不可避免(必然可得的利益损失)的，也应视同已经发生的现实损害。

调解协议禁止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外人利益以及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也有学者指出，协调实际上突破了司法权行使的范围和界限，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司法能动地回应社会的需要{8}。

唐震，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2008级博士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2、坚持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在这些撤诉案件中，虽然在结案方式上体现不出是和解结案，但实质上绝大部分是通过法院的协调，动员原告撤诉的。学界主要认为三者实质内涵相同或者三者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12]目前调解不能适用于行政诉讼，症结还是在于现行法律的明文禁止。

(2)协调和解的过程并不遵循诉讼程序的规律有的国家宪法只规定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国家尊重义务，如日本宪法第13条的规定。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案件出现于1986年的陕西省汉中市，一位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

由于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虽然规定生命权的相对性，保留死刑制度，但在宪法价值上，死刑制度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生命权本质上具有绝对性。就目前的认识看，通过安乐死权所要达到利益的正当性是不确定的，无论对个体、国家或者社会来说，利益上的共识是不清楚的。如果其没有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就被证明为不正当的。总之，从生命权社会价值来看，安乐死有可能造成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是对国家保障公民义务的一种违背，与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相抵触的。

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安乐死的最终决定权，特别是私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由法官裁决时，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带有了浓厚的公法性质。

从未来的发展看，也许安乐死能够权利化，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地位[23]，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与制度变迁过程，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但这种探讨不能简单地否认生命权的神圣性，生命质量与生命神圣是不矛盾的。死亡的深刻也不像以往那样确定而不可更改，而是成为严格过渡空间，其生的边界随着抢救技术的日益改善而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频死的病人得到了抢救。权利是一种主体的利益需求，而这种主体应符合法律上规定的资格。

特别是在消极型安乐死中伦理正当性的论证是比较困难的。同时，民众中也有争论，出现了静坐和示威活动。这些年来，她的父亲要求允许女儿停食死亡。其次，如果仅仅以人的尊严的维护为理由，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有可能同时牺牲其它人的尊严。

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等传统的不同，人们对安乐死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已经合法化的国家中不同阶层对安乐死问题的价值观未必相同。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终极时，依靠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维系无法改变的病程，只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

参见德国宪法判例研究会编：《尖端科学技术与人权》，日本信山社2005年版，第34页。从现代立宪主义的观点看，生命权的决定不能由私人来行使。

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命权的延续和保障无形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总之，在法学上，没有一个问题像安乐死那样牵涉那么多的价值与事实问题，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与议论。〔[16]〕笔者认为，安乐死权的法定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需要满足法律权利应具备的基本要件，即主体、资格与利益。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定或修改一部法律的成本并不高。认为，如果对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不予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有可能侵犯人的尊严，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在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与患者可能的求生要求的价值平衡中，采取适度的保守哲学与文化判断是必要的。

〔3〕参见刘三木、汪再祥：《关于安乐死的若干争议问题之讨论》，《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上述难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与实践经验，特定国家或个体的经验，不足于为立法政策的选择提供普遍性的依据。

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针对国家堕胎政策批评了过于强调个人‘自我决定权的现象，认为堕胎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它与社会环境是不可分离的，不能从妇女的生育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二元结构中思考问题，生育的社会因素是不可忽视的。〔8〕参见温静芳：《安乐死权研究》，载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71页。

参见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在病魔的折磨之下，人的生命也会慢慢的消失，病人也会在病魔无情的吞噬中、在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之中慢慢的死去。

与其在绝望中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如在希望中等待，既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尊重，又给其他人一种祈盼。〔[14]〕当然，对这些伦理依据应该与安乐死的具体类型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如果不能坚持以生命权为顶点的宪法价值秩序，由生命体的个人创造的现代文明也会成为地球上的一句神话。与此同时，74%的被调查者则同意有控制地向那些厌倦生命的人分销自杀药片。

起初她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后改为缓刑，三个月后被赦免。同时，该法还对医生履行安乐死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病人提出安乐死要求并且获得医生签字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

在讨论中，人们陷入了生命权理念与伦理的冲突之中，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宪法的基本立场与精神。与其说安乐死权利化，不如让安乐死非权利化，使之停留在神圣而高尚的道德领域之中，任其以非法律化的力量发挥作用。

为此，国家应该广泛听取民众与医疗界的意见，制定中止治疗的标准、程序以及滥用权利的处罚等法律。反对论也有违反医生义务、道德滑坡理论、宗教理论、生命神圣理论等。

医学技术的发达使得人类有能力战胜很多疾病，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立法往往是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有学者提出，安乐死合法性问题首先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它不同于安乐死，而是指放弃给患者治疗、任由患者自然死亡，实际上是消极的安乐死。

安乐死正当化的根据主要有人道主义、生命素质、个体自决、生命尊严和社会效果等。为了促使合法化，该组织寻求了大量的签名来支持这项动议，以期改变荷兰现行立法。

〔[10]〕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但对家属的请求，法院认为，尽管家属受到精神或经济的困难，但因国家没有法律规定，不能行使中止治疗的请求权。

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当追溯到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的 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12]〕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一些州鼓励人们生前写好遗嘱，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无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时，愿意选择尊严死的方式。